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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女性范式與突破:《阿甘正傳》賦予女性的兩種價值觀

      2020-03-13
      來源:澎湃新聞網
      在剛剛過去的3.8國際婦女節中,我們可以看到鋪天蓋地的“女神節”、“女王節”宣傳。除去這些詞本身具有的商業氣息之外,我們也可以直接感受到社會對于女性稱謂的改變,而對于一個群體稱謂的改變也反映了對于這個群體態度的改變。對于這樣的稱謂指代,我們或許可以質疑,究竟什么樣的女性可以被稱作“女神”、“女王”?而在這些稱謂的背后,又存在著怎么樣的范式化或理想化的女性形象?
       
      相較于較為平面化和單薄的“女神”或“女王”稱謂,許多導演在其作品中詳細地描繪了他們理性中的女性,但是導演們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所作所為在今天的社會是否適用,我們又應該如何看待這些角色背后所蘊含的價值觀?在這篇文章中,我將分析電影《阿甘正傳》中的兩位女性角色形象,并討論導演賦予兩位女性角色的不同價值觀,最后我將試圖將導演的價值觀放入當今社會以作檢視和探討。
       
      理想中的女性:《阿甘正傳》中的兩位女性角色
       
      《阿甘正傳》作為1990年代的經典電影一直被影迷所津津樂道,其中主角阿甘的一生與美國歷史上發生的大事件相互影響與串聯,塑造了個性鮮明,受到眾多影迷喜愛的主角阿甘。與阿甘相比,女主角珍妮則是一個頗具爭議的角色。珍妮在年幼時受到父親性侵,為實現自己的歌手夢在夜場裸體駐唱,之后參加黑豹黨、反越戰等運動,之后更是染上毒癮,與阿甘短暫重逢后成為服務員生下與阿甘的孩子,在影片最后與阿甘相見并結婚。與阿甘在各種運動和戰爭中的懵懂和服從不同,珍妮在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后卻顯得傷痕累累、自我迷失,以至于終其一生都在追尋自己內心的平靜。而值得注意的是,影片中珍妮的美好回憶都是與阿甘在阿拉巴馬共同度過的時光,另一方面,導演對于珍妮離開家鄉后的描寫則充斥著混亂、迷惘,與絕望。甚至,在影片的最后,導演試圖讓珍妮獲得解脫和救贖的方式都無法脫離保守的組成家庭,誕下生命的模式。在影片發生的保守的阿拉巴馬州小鎮,女性的價值依然與家庭息息相關,女性的社會責任仍舊是回饋家庭,而非去社會上追尋自己的夢想或價值。與該價值觀最為接近的,是阿甘的母親。在影片中,阿甘的母親擔負起了將阿甘養育成人的責任,并且努力讓這個缺少父親的家庭變得完整。如果回顧影片,我們會發現阿甘母親的行為與選擇都與阿甘息息相關,包括為了讓阿甘可以去正常學校上學而與校長發生關系;換言之,阿甘的母親很少為自己考慮而作出決定。當然,基于阿甘母親個人擁有的優秀品質,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在阿甘當兵和外出的那段時間里,阿甘的母親也會有自己的生活,但是導演并不想花費過多的筆墨來講述那些故事,這也讓阿甘母親成為了被掩蓋的角色之一。

       
      《阿甘正傳》中的珍妮
       
      因此,我們會在影片中看到這樣鮮明的對比:離開家鄉,沒有組成家庭的珍妮命運多舛;而一直留在自己家庭的阿甘母親則收獲了眾人的愛與尊重。但是,更值得留意的是,作為男性的阿甘則可以在外界社會與回歸家庭中自由切換。在戰爭后回到家鄉的阿甘可以選擇出海發展捕蝦行業,在母親彌留之際回到家庭而不受到任何“為什么阿甘沒有擔負起照顧家庭”的指責。在這樣的角色塑造和劇情背后,是導演對于某一種“理想”女性行為的肯定,和對于某種女性范式(norms)的建立。對于珍妮與這種女性范式相沖突的行為,導演給予了珍妮相對應的懲罰與污名化,包括將反戰團體描寫成缺少教養的享樂主義者,最后更是死于艾滋病。結合珍妮早年經歷來看,她對于親密關系,以及家庭的不信任感是可以理解的,但是導演并不打算給予她彌補的機會,于是在珍妮與阿甘組成家庭后仍然安排了她的死亡;另一方面,在影片的開頭,珍妮祈禱她可以成為一只小鳥,然后飛離她原來的地方,獲得安全。這讓珍妮顯得脆弱且始終需要幫助,由于珍妮被描寫成一個受到欺壓與侮辱的角色,導演也剝奪了她通過自己努力獲得幸福的權利,在珍妮最迷茫的時候,她需要回到阿甘身邊來獲得力量;在她生命的最后,她依然需要作為男性的阿甘來給予她安慰。
       

      《阿甘正傳》中阿甘的母親

      今天的女性范式
       
      在女性可以獨立追求個人事業的今天,傳統的“女人應該回歸家庭”的價值觀似乎不再受用。但是,在社會資源進一步被壓縮的今天,提倡女性應該“做好女性該做的,做個好母親、好妻子,不要來社會上和男人搶地盤”的范式似乎又再次冒頭。而對于堅持努力工作的女性而言,她們仍然被期望“完成家庭責任”,包括但不限于做家務和照顧孩子老人。可以說,這樣的新范式的建立使得家庭不再是以合作的形式存在,而是家庭成為讓男性利用社會范式來要求女性行動的地方。當家庭責任與女性相互綁定之后,男性便可以利用這樣的固有概念去擠壓女性平等權利的空間。而與過去的家庭模式不同,在男性不再是唯一的家庭收入來源的今天,女性也應該要求男性分擔一部分的家庭責任。家庭不應該是你強我弱,你弱我強的性別斗爭,而應該著眼于相互理解和共同承擔。
       
      同樣,對于將女性視作需要保護的存在也限制了她們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,在女性選擇某些職業時,社會往往會采取質疑或否定的態度。對此,我們或許看到近日MMA選手張偉麗的態度,在她選擇這樣一個與傳統女性形象截然相反的職業之后,許多人在認可她的實力的同時也表示她缺少了女性的陰柔之美。這樣的評論背后,傳遞出了男性將女性視作需要保護的對象,而否定其他形式女性美麗的態度。正如同張偉麗所說的,女性可以有很多面,男性也同樣可以有很多面;然而社會會選擇其中的一面加以強化和鞏固,對于試圖冒犯這樣范式的行為加以斥責與反對。雖然張偉麗的突破和成就為后人作出了榜樣,但是我們仍需要意識到,這樣的通過自己努力獲得超越性別歧視的女性還是少數。當我們不再對張偉麗這樣的“女格斗家”表示出震驚,并尊重每個個體選擇自己職業的權利時,我們才是認同女性也是獨立、強大且自信的個體,不再需要依賴他人獲得成功和幸福。
       
      結論
       
      在社會高速發展的今天,我們可以欣喜地看到女性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實現自我價值,但是,在女性通過自身努力獲得成功的同時,我們也不應該忽略社會固有“范式”對她們所施加的禁錮和枷鎖。與《阿甘正傳》中所描繪的社會不同,今天的人們在經濟更為發達的社會也應該意識到女性的權利,用動態發展的眼光看待女性在社會、工作以及家庭中的自由、權利與義務。
      [責任編輯:鄭嬋娟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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